被誉为国际出版界领袖、世界人权运动推动者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创办人、美国蓝灯书屋前总裁罗伯特·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5月27日在纽约辞世，享年96岁。
人权观察执行主任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说：“鲍勃·伯恩斯坦在世人还未认识到人权重要性时就具有了坚持国际人权的远见。他运用其创造力和充沛精力致力于捍卫那些有勇气抵抗专制政府的异议人士。”
跟伯恩斯坦共事20多年的中国人权前主席刘青说，“鲍勃·伯恩斯坦是国际人权活动的开拓者，是国际人权领域的巨人。他在这一领域有非常特殊的贡献，他站在世界人权捍卫者的最前沿，领导并做出了对普世价值很有意义的工作。”
2016年，罗伯特·伯恩斯坦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他一生的全部热情倾注于两项事业：出版和人权。
伯恩斯坦对人权的关注始于为前苏联异议作家的写作自由和为出版他们的作品所做的努力。1976年，伯恩斯坦访问莫斯科，会见了前苏联异议人士萨哈罗夫，他以握手为约获得了出版其回忆录的授权，“他伸出他的手，我伸出我的手，他说，‘行了，我们签约了，具体细节你去做’” 。
伯恩斯坦说，“因为我知道，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出版。而言论自由就是人权的一部分。但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你就无法谈论其它人权，所以这是基础。”
曾经担任中国人权执行主任、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兼职教授的萧强说，伯恩斯坦不是个理论家，他是个简单的人，“就凭着这种简单的信念，加上他深厚的商界资源创造了一个组织，支持一些这个运动中比较有能力的人，这就是他的非常大的贡献，这也就是为什么人权观察今天变成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人权组织，这就是鲍勃·伯恩斯坦的这种行事方式和理念。”
1978年，伯恩斯坦为监督前苏联对包含人权条款的《赫尔辛基协议》的执行情况，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成立了“赫尔辛基观察”。
1981年，为应对美洲独裁专制国家的人权迫害，伯恩斯坦领导成立了“美洲观察”。他说：“然后我得到了另一个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支持，让我可以建立‘亚洲观察’（1985）、‘非洲观察’（1988）、‘中东观察’（1989）。恐怕媒体搞不清楚所有这些‘观察’，于是我们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叫‘人权观察’（1998）。”
人权观察现在已经发展到有500名全职员工、在全世界100个国家对全方位国际人权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的机构。
1989年，为声援天安门民主运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成立了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该组织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伯恩斯坦的协助——办公室就寄设在人权观察内。
1998年，伯恩斯坦在担任了20年人权观察理事会主席离任后，应邀担任中国人权理事会的共同主席，另一位共同主席是已故流亡中国科学家、人权斗士方励之教授。伯恩斯坦利用自己在商界的广泛影响力和关系，帮助中国人权筹款，使这个组织得以发展至今。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竟嫦说，伯恩斯坦在他长寿的一生中一直关心人权，而他关心的方式总是以关注每个具体个人的命运为主，他关心萨哈罗夫、达赖喇嘛、魏京生、徐文立，他也关心他的家人，包括中国人权的工作人员。
伯恩斯坦有个大家庭，他和妻子海伦有3个儿子，他们有10个孙辈、4个重孙辈。伯恩斯坦的儿子们继承了他的事业，老大彼得(Peter)是位出版人，出版了中国异议人士廖亦武的书，现正代理出版艾未未和刘霞的书；老二汤姆（Tom）担任人权第一（Human Rights First）理事会共同主席；老三威廉姆(William)现任中国人权理事会主席。
与冷战时期开展国际人权运动的卓有成效相比，为改善中国人权的工作却显得阻力重重。伯恩斯坦说，人权组织的不成功之处在于没有做到“让侵犯人权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感到困窘，使政治犯获的释放”。他在回忆录中批评前总统克林顿把贸易与人权‘脱钩’的做法，让美国“基本上输掉了这场斗争”。
他晚年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人受到跟前苏联人相比同样的、甚至更严重的人权侵犯，却未能引起西方世界像对待前苏联受迫害人士同样强烈的反应。
最终他对改善中国人权的看法是：“坦率说，我感到，一个国家应该自己找到改变的途径。不是由我们告诉中国人应该怎么做。他们应该找到途径来改变政府，使人民获得更多自由——为了他们自己，也为了政府。用恐惧统治人民，这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
伯恩斯坦家族决定6月26日在纽约西曼哈顿的切尔西码头为鲍勃·伯恩斯坦举行生平庆祝追思会。
